史学门径与登堂入室：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系统化进阶指南

摘要

本文旨在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入门与进阶路径进行系统化重构与深入拓展。文章首先阐明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强调以证据可复核性和研究伦理为圭臬。继而提出从“门径”到“登堂入室”的三阶段进阶路线：通史视野奠基、断代领域深耕、原始史料考证与独立研究。为增强对初学者的教学指导功能，本文特别扩充了政治制度史、社会史、思想史等专题方向的理论要点与案例研究，系统整合甲骨、简帛、敦煌吐鲁番文书等出土资料在断代与专题研究中的应用价值，并介绍了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等数字工具在史料管理、谱系网络分析、空间地图学方法等方面的示范性应用。此外，文章融入全球史、环境史、历史叙事理论等学术前沿视角，倡导跨学科的方法以拓展研究者的综合视野。在结尾部分，本文按研究方向分类更新并丰富了推荐书目体系，包括方法论、通史与断代史、专题史、出土文献与数字史学等类别，逐一说明各书选取理由及适用学习阶段，以期为读者提供体系完备且循序渐进的研习指南。

关键词：中国古代史；史料学；考据学；史学理论；制度史；社会史；思想史；出土文献；数字史学；全球史

引言：研究定位与结构安排

面对中国古代史这一源远流长的文明进程，初学者往往感到资料繁富、体系庞杂而无从下手。如何从零起点循序渐进地进入这一领域，并最终“登堂入室”跻身规范的学术研究，是每一位志在治史者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文旨在为此提供一张严谨翔实的导航图。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历史学必须被认知为一门科学：不仅是茶余饭后的故事和朝代更替的记忆，更是在严格方法论指导下对人类过往活动的深入剖析。正如近代史学奠基人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言，历史学的终极目的不在于背诵君主年号，而在于探求事件背后的因果规律与演进逻辑。这种对因果与演进的追求要求研究者摒弃碎片化的知识积累，建立系统、科学且批判性的方法体系。

为帮助读者构建这一体系，本文在结构安排上采取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的框架。第一部分阐明历史研究的科学属性与基本原则，包括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提出的史家四长（史德、史才、史学、史识）对现代学人的启示，以及“可复核性”在史料收集与论证中的核心地位。第二部分梳理从入门到高级研究的进阶路径，分三个阶段详细说明学习重心的转移：从通史入门的宏观架构，到断代史的专题深耕，再到直接研读原始文献、独立考证的最高阶段。此进阶路线借鉴严耕望先生倡导的“通史—断代史—专门史”顺序，符合人类认识规律，可作为初学者的自我训练规划。第三部分针对当前史学研究的几个重要专题领域（制度史、社会史、思想史等），分别加以深入阐述，补充原稿中相对薄弱的内容，使读者对这些方向的研究范式与成果有所了解。与此同时，本部分介绍考古出土文献对传统历史研究的冲击和促进作用，以及数字史学工具如何为史料管理与分析带来新视角。第四部分引入全球史观、环境史视角和历史叙事理论等学术前沿方法，鼓励初学者跳出旧有范式，将中国古代史置于更宏大的时空和理论背景下来考察，以培养复合型的研究视野。第五部分则对原稿附录的推荐书目进行扩充和分类整理，按照方法论训练、通史与断代史学习、专题研究、出土文献研读、数字史学入门等模块分别列出精选书目。每一本书均注明推荐理由及适合研读的阶段，方便读者根据自身进度按图索骥，逐步积累起系统的知识储备。

总体而言，本文力求文风严谨、术语统一，以导师式口吻对读者循循善诱。在论述过程中，作者将尽量引用权威研究成果作为佐证，使内容具有学术可信度。同时，通过丰富的案例和注释说明，帮助读者理解抽象的方法论理念在具体历史研究中的运用。本报告篇幅较原稿明显增加，细节更为充实，以充分实现提升教学与研究指导功能之目标。

第一章 历史学的科学性质与研究原则

历史研究绝非简单的陈旧故事堆砌，更不是皇帝将相的稗官野史或年份表的机械背诵。它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需要遵循与自然科学类似的严谨规范：以证据为基础，通过逻辑推理重建过去。清代章学诚提出史家应具备“史德、史才、史学、史识”，强调治史者不仅要有品德与才情，更需掌握渊博的知识和独立判断的能力。现代史学者继承这一思想，更加强调以下研究原则：

•实证与可验证性：

历史学的生命力在于证据的确凿和可复核。研究者必须充分占有史料，所有论断均应有据可查，并经得起他人检验。这要求在搜集资料时，秉持“宁缺毋滥”的态度，只采用来源可靠、一手的原始材料，并对材料的真伪、来龙去脉进行严格考证。20世纪初，顾颉刚等提倡“古史辨”运动，反对因循传说，正是基于这种实证精神。二重证据法作为史学方法的一大创新，即主张将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结合印证，最大程度减少谬误。例如，钱穆先生倡导将文献记载与地下出土的甲骨、简牍等“相互发明”，以重建更加可信的上古历史。

•逻辑与因果分析：

历史叙述不能停留在罗列事件，而应分析事件背后的动因和结果，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这需要研究者运用逻辑思维，将纷繁史实置于因果链条中考察。梁启超指出治史应探究“因果之所向”，这要求历史爱好者训练自己像侦探一样敏锐，通过细节推演出整体图景。例如，探讨王朝兴亡，不能仅罗织战役成败，而应分析人口、财政、天灾人祸等各种变量如何共同作用。

•批判与理论自觉：

历史学是一门主观与客观交织的学问。史料本身并不会说话，研究者须对前人成说和既有理论保持审慎的批判态度。每一条史料都存在作者立场与成书环境，需要“去伪存真”的辨析功夫；每一种解释框架都有适用范围，需要反思其局限。20世纪以来的新史学运动，引入了社会科学的理论资源，促使史家反思传统的帝王将相叙事，从经济、社会、文化等新角度诠释历史。这种理论自觉使历史研究跳出陈陈相因的窠臼，在更高层面上反思史学的意义与方法。现代史学理论如结构功能分析、计量史学、叙事学等，皆为当代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但也要避免生搬硬套，忽视中国历史语境的独特性。

在科学原则的指导下，还需要提及史学伦理的重要性。史学伦理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对史料与前人成果诚实，不篡改、不隐瞒，规范引用以保证知识谱系的可追溯性；其二是对历史人物与现象持公允态度，不以今人价值简单苛责古人，力求“秉笔直书”。良好的史德与学术规范是学术共同体得以累积知识的基石。只有恪守这些原则，初学者才能在纷繁复杂的资料中练就“火眼金睛”，逐步形成独立的史识，为深入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第二章 进阶路径概览：从入门门径到登堂入室

历史学学习有其内在规律和渐进台阶。严耕望先生曾建议后学遵循“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的顺序展开研读，此经验已为诸多史学名家反复验证。作者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古代史的具体情况，提出三阶段的进阶路径，使学习者由浅入深、稳步提升：[1]

阶段一：宏观奠基（通史视野与方法论训练）

目标：建立完整的历史时空框架，初步掌握史学基本功。

初学者首先应当通览中国上下五千年的通史，以获取宏观视野。在这一阶段，“博”重于“精”，重在了解历史朝代更替的基本脉络和主要特征，形成清晰的时间轴。例如，可选读钱穆先生的经典著作《国史大纲》作为起点，其叙事生动而逻辑清晰，对于建立朝代更替的总体印象极为有益。没有宏观图景便贸然钻研细节，犹如盲人摸象，难以把握细部与全局的关系。因此，通过通史阅读奠定“大局观”是必要的第一步。

在宏观史实学习的同时，阶段一还应注重方法论基础训练，包括史料学与考据学的入门。学习者宜熟悉基本的史料分类（正史、别史、方志、笔记、金石材料等）及其典型代表作，了解如何鉴别史料的真伪优劣。比如，学习《史料学初阶》之类的教材，掌握目录、版本、校勘的基础知识；通过阅读如《二十五史概论》，了解正史体例及其长短。考据学方面，可从简单的纪年、地理、官制考证实例入手，体会如何通过查检工具书和对比资料来澄清疑点。举例来说，学习班固《汉书》的过程中，可以练习用《汉书索引》《汉书地理志》以及后世考证著作，纠正文中可能出现的人名异译、地望不清等问题。这种训练能培养严谨求真的治学态度，为后续深入研究做好准备。

此外，读书笔记和知识管理技能也应在此阶段养成。历史学学习材料繁多，建议建立分类笔记和资料卡片系统，将读到的重要史实、学者观点及自己的思考随时记录、分类索引。这种知识管理的方法，许多史学大家皆有提倡（例如陈垣先生的卡片笔记法闻名学界）。借助现代工具，可以使用文献管理软件或数据库，自建属于自己的史料库，以便日后引用复核。一开始或许繁琐，但长期来看，这套工作流将成为你治学的“外脑”，使研究过程事半功倍。

阶段二：深入断代（断代史深耕与专题探索）

目标：在宏观框架下选择特定朝代深入研究，培养专业方向；初步尝试专题性问题研究。

当具备了总体的历史认知后，学习者应当“由博返约”，选取自己兴趣浓厚的某一断代或领域，进行重点研读与深耕。中国历史朝代众多，一般可选择学界研究较成熟、资料丰富的朝代入手，如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史、明清等。通过集中研读该时期的权威通史和断代史著作，掌握该断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面貌。例如，对宋史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精读邓广铭先生的相关论著；研究魏晋南北朝者，则田余庆先生关于魏晋门阀政治的系列研究是不可多得的范本。通过研读这些名家专著，学习他们是如何提出问题、利用史料、展开论证的——这实际上是对自己研究技艺的模仿与内化过程。[1]

在深耕断代过程中，可适当引入专题研究的尝试。所谓专题，是相对于综合通史而言，聚焦于某一特定主题或问题的深入研究。例如，在阅读宋史时，若对科举制度特别感兴趣，可以将这一主题作为切入点，查找关于宋代科举的专门研究（如相关论文或专著）加以研读。同样，研读明史的过程中，若对白银货币经济印象深刻，可进一步阅读有关“明代白银贸易与财政”的专题研究成果。这种“点上突破”的过程，一方面使阅读更有针对性，另一方面也训练了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专题研读，学习者开始学会围绕一个具体问题去搜集资料、综览前人研究，从而初步体验研究的乐趣。

需要强调的是，阶段二依然是学习阶段，以吸收前人成果为主，尚未进入完全独立的研究。但是此时应逐步培养问题意识。也就是说，在阅读每一本断代史或专题著作时，不再只是被动接受结论，而要主动思考：“作者试图解决什么问题？使用了哪些资料和方法？我是否还有不同看法？”这种质疑和反思的习惯，将为下一阶段的独立研究做好心理准备。严耕望先生将这一阶段喻为“填充血肉”的过程：在宏观骨架上不断添加细节与知识，历史图景由此鲜活立体。但更重要的是培养研究视角，学会像专家那样思考问题。这时，阅读名家著作就不仅为获取知识，更是为了揣摩史学大家的思维路径。

阶段三：登堂入室（回归原典与独立考证）

目标：直接运用一手史料进行研究，开展独立的史学论文写作或专题考证，实现从学习者向研究者的转变。

经过断代史和若干专题的积累，学习者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史学素养和问题意识，便可以在专家学者的引领下迈入原始史料的殿堂。这标志着研习进入最高阶段，也是真正考验功力的时候。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原典”主要指由古人撰写的历史文献，包括：编年和纪传体的正史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各朝各代的档案汇编、会要、公牍；私人笔记、书信、日记；以及大量考古出土文献如甲骨卜辞、简牍帛书、敦煌吐鲁番文书等等。在前两个阶段，主要依赖二手的研究成果来了解历史，此刻则要尝试直接面对“一手材料”。

直接阅读原始文献绝非易事，需要一定的古文功底和考辨技巧。然而有了前期的铺垫，此时的阅读将不再盲目，而是能够带着问题去研读。例如，在参考过前人对某一历史事件的研究后，可以亲自翻检史籍中对此事件的记载，思考其中细节是否还能挖掘新的信息，抑或前辈的解释有无偏颇。通过这种原文对读与思考，训练自己独立考证的能力。哪怕只是对某个史实做出微小的补充或订正，都是迈向创造新知的一步。正如学界常言：“经史不分家”，治史者终究要回归到原始经典中去涵泳，才能触摸到历史本来的肌理。

在开展独立研究时，应充分利用前人已经编好的工具书和参考资料。例如检索历史人物关系，可利用《敦煌人物词典》或现代数据库；遇到生僻典章制度，可参考《历史大辞典》或相关断代制度史专著。今天，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许多古籍文献已数字化上线，可以快速检索。另外下文将述及的数字工具（如CBDB数据库、CHGIS地图系统等）也为独立研究提供了新手段。但无论技术如何进步，独立研究阶段最核心的，仍是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意识。学术研究要求“前人未发之覆”，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提出新的见解。这往往意味着对经典论断的修正乃至挑战。例如，对于某朝代灭亡原因，传统观点可能归结于道德因循，但通过新材料和新方法，你或许能指出气候剧变、财政危机等更复杂的成因。只有勇于提出不同见解并以扎实证据论证，你才能真正称得上是在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认识体系。

综上，三阶段进阶路径可以概括为严耕望先生所说的“博-约-精”三字箴言：先博览通史，后约取一隅，终精研专门。这一过程符合认知心理，从整体到局部再返观整体，不断循环提升。经过此系统训练，读者将完成从历史爱好者向专业研究者的转变——真正做到登堂入室，进入严肃史学研究的殿堂。[1]

第三章 深化专题研究：制度史、社会史与思想史

在完成基本的进阶训练后，研究者往往希望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某些侧面开展更深入的专题探究。中国古代史学科传统上涵盖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等多个方向。下面作者将分别讨论几个主要的专题领域，介绍其研究意义、方法论特点，并举例说明如何在这些方向上展开学术研习。

政治制度史：演变逻辑与官僚法律体系

研究意义：

制度史聚焦国家政治架构的演变，包括政权组织形式、官僚体系、行政区划、法律制度等内容。中国作为延续数千年的文明，有独特且连续的官僚政治传统。从秦汉“大一统”中央集权官僚制，到隋唐三省六部制、宋代文官社会、明清内阁与军机处的兴替，每一时期的制度变革都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研究制度史有助于揭示王朝治乱兴衰的体制性原因。例如，明代废丞相、设内阁看似个人决策，实则牵涉皇权与官僚集团的权力再平衡；宋代冗官冗员之弊则反映科举扩大和文人治国模式的制度代价。可以说，不理解制度运作，难以透彻理解历史。

方法特点： 政治制度史研究重视文献细读与制度考证。基本资料包括历代法典（如《唐律疏议》）、会要（如《宋会要辑稿》）、职官志、典章制度汇编（如《明会典》）等。这些资料往往行文艰深、细节繁琐，需要研究者具有考订名物、疏通典章的功夫。此外，制度史研究力图探明制度设计背后的逻辑原理。北京大学阎步克教授指出，古代政治制度可类比为一套机械装置，各部分按一定“技术原理”组合，才可有效运转。因此，分析制度演变时，要尝试抽象出其功能原理，再考察政治、文化等因素如何叠加影响。例如，隋唐以来中央行政机关为何最终定型为六部？阎步克教授通过分析官僚管理幅度的合理范围，指出六部之设符合管理学上高层下辖5—6部门的规律；同时也考虑到周礼“六官”传统对制度演进的文化叠加。这种分析表明，制度史不仅是描述朝代更替中的官制变迁，更要解读其内在合理性与适应环境的原因。[1]

案例举要： 以行政区划为例，秦始皇创郡县二级制直接统治数百郡，至魏晋南北朝演变为州、郡、县多级制。当时各政权人口不及汉朝，却设立更多层级，表面看违背中央集权简单高效的原则。对此，有学者从政治分裂角度批评为封建割据，也有人主张层级多导致中央与基层疏离。然而运用制度分析视角，可发现多层级使单一层级的管理幅度缩小，官员数量增加，某种程度上反而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只是伴随信息传递迟滞和效率降低。这说明制度演进需多角度权衡：非常时期可能倾向增加控制纵深，以弥补皇权衰弱；太平时期则精简架构以提高效率。这类分析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复杂制度变化背后的理性考量和现实制约。[1]

对研究者来说，制度史提供了大量可深入耕耘的专题：如选官制度（察举、科举、荐举制演变）、官僚考课制度、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郡县制、行省制等）、法律刑罚体系（五刑演变、详刑宽刑之政）等等。每一专题都涉及宏观政制与微观运作的互动。研究此类问题要求既熟悉制度条文，又要将其置于历史情境分析政治效果。例如，清代雍正推行军机处，大幅提升决策效率和皇权集中度，但长远看造成议政王大臣等公共决策机制的式微。这种评价离不开对制度初衷与后果的全面考察。

学习建议：

初学制度史，可先阅读一些带有总体论述性质的名家著作，如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对秦、汉、唐、宋、明、清各制优劣有扼要评论，非常适合入门。进而，可选择特定领域深入，例如冉云华《秦汉官僚政治研究》、何炳松《唐代政治制度》之类专著。通过研读和笔记，掌握该制度的源流和学术争议焦点。在此基础上，不妨尝试亲自研读某段原始资料（如唐《职员令》某条款），依据注疏和他人研究作出解读。这是训练制度考据能力的有效方式。综上，政治制度史研究为历史爱好者提供了观察“中国何以为中国”的一个维度：长时段看，中国传统政治核心始终围绕中央集权官僚体系展开，而细部机制则随时代变迁调整，其“技术合理性”与历史局限并存，这正是制度史研究的魅力所在。

社会史：基层社会结构、宗族与边缘群体

研究意义：

社会史关注历史上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和社会结构的运作，包括家庭与宗族、村落与城市、阶层分化、性别关系、边缘族群等议题。相较政治史自上而下的视角，社会史更倾向自下而上，探索“历史上的人民”在做什么、想什么。在中国古代，庞大的基层社会长期在朝廷统治和本地传统的双重影响下演进。理解基层社会对于全面认识历史至关重要：许多朝代的兴亡、制度的成败，归根结底要看其能否适应基层社会的需求和压力。例如，清代中期以降绅权上升、宗族势力强化，对官方基层统治既有辅助也有掣肘作用，从社会史角度分析这些现象，有助于解释晚清国家能力衰减的一面。又如，传统宗法宗族制度在维系乡村秩序方面扮演何种角色、女性在宗族和家庭中的地位演变、流民与少数民族等边缘群体的处境等，都是社会史的重要课题。这些研究丰富了对古代中国的认识，使历史不再只是帝王和精英的故事，更是广大人民共同缔造的过程。

方法特点：

社会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和多元视角特点。它常常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例如，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历史社区（所谓历史人类学），或者运用社会学概念分析社会分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社会史研究蓬勃发展，强调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多学科视角。早期学者为避免陷入定义之争，往往从家庭、宗族等公认领域切入，取得了丰硕成果。近年来，社会史的选题愈加广泛，包括婚姻家庭、社会阶层与身份（如绅士、商人、农民）、民间信仰与日常生活、城市与乡村社区、生态环境与灾害救济、人口变动等等。这些主题往往需要综合利用多种类型的史料：官方记录（如户籍、土地契约、诉讼档案）、地方志、族谱家乘、庙宇碑刻、口述记忆，乃至考古发掘的遗存。一手材料的碎片化和零散性给社会史研究带来挑战，但也激发了创造性——研究者需用“碎中求整”的功夫，将不同来源的微观证据拼贴还原历史现场。[2]

社会史一个显著趋势是受到人类学的深刻影响，甚至发生“人类学的转向”。这表现在研究者注重个案和地方性研究，通过一个村落或家族的详尽研究，来透视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特征。例如20世纪海外汉学关于华南宗族的经典研究（如费孝通对江村的研究、马若德和弗里德曼对广东福建宗族的研究）深入影响了大陆学者。早期华南研究聚焦于宗族与民间信仰（所谓“进村找庙”现象），认为宗族是理解中国基层社会的钥匙。后来，一些学者（如科大卫 David Faure）提醒要跳出过于狭隘的华南模式，通过跨区域比较研究揭示普遍规律。例如，他比较福建莆田、广东潮州、珠江三角洲三地，考察明代里甲制向宗族组织演变的过程，发现宗族兴起不仅是地方社会内部的产物，更受到国家政策（如赋役制度）的影响。这种视角强调社会史并非逃避政治史，而是要将社会变迁与政治因素联系起来分析。当前，学者们也开始反思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局限，提倡在比较与综合中寻找超越个案的更高层次概括。[2]

案例举要：

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色组织，在宋以后基层维持重要地位。以宗族为题的社会史研究非常丰富。比如，何炳棣通过清代徽州契约文书研究宗族对土地财产的公有控制，提出宗族经济功能加强的观点。祁寿保、刘志伟等人则在岭南发现族田、祖庙兴盛与明中叶社会经济发展相呼应。一个有趣的讨论是：宗族的强大究竟削弱了国家权力，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替代国家行使基层治理？传统观念认为宗族膨胀是封建余毒，削弱官府。但近年研究表明，政府有时主动利用宗族协理乡里，如明初里甲制就承认地方宗族权威，授予其部分治安教化职责。又比如在清代，一些宗族通过族田运作和族规教化，分担了赡贫、仲裁纠纷等职能，有学者称之为基层社会的“自治化”倾向。这些成果提示我们，宗族并非永远与国家对立，其作用视具体时空而变。这一点对理解中国社会传统很关键：国家与社会在中国并非泾渭分明，两者关系具有弹性和多层互动。[2]

另一个例子是性别史。女性在传统社会长期处于从属地位，但并非一成不变。例如唐宋时期女性地位相对宽松，宋以后理学兴起加强了贞节观。但也有区域差异，如江南富庶地区明清出现大量女诗人、女义庄，反映女性文化参与度提高。再如边缘群体，包括少数民族、贱民（如疍民、乐户）、秘密教门成员等，他们常被主流叙事忽视，但社会史研究致力于让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发声”。通过清宫档案、地方志，我们可以还原清代苗民起事的社会根源，或明代江南青楼艺妓的生存境遇。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的面貌。

学习建议：

针对社会史，多阅读综合研究与个案研究并举的作品。如费正清主编《中国社会与教育》《中华文明的社会结构》等论文集，可了解西方汉学对中国社会的总体看法；同时阅读国内学者的区域社会史著作，如赵世瑜《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狂欢与日常》探讨民众文化、陈春声《社区与国家》等。初学者还可借鉴人类学名作如费孝通《乡土中国》、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虽偏经济史但涉及社会基层），理解传统社会运作方式。重要的是学习研究方法：如何利用地方志、契约、族谱等史料。建议动手查找一本祖谱或县志，选择其中的人口、风俗记载部分，试着分析能得出什么社会信息。这种练习能培养从社会角度读史料的能力。[2]

需要指出，社会史研究正不断拓展，与环境史、医疗史等新领域结合。例如对于灾荒与社会救济的研究，把气候环境变化作为背景因素考虑；对于瘟疫流行的研究，将医学史与社会史结合，探讨瘟疫如何影响社会结构（如清代鼠疫导致华北乡村人口与土地关系巨变）。又如日常生活史，关注服饰、饮食、娱乐的变化，实际上折射社会观念和结构变迁。这些都属于社会史范畴的新趋势，也是史学研究“以人为本”的深化体现。总之，社会史引导我们超越王朝兴替的宏大叙事，从历史的微观处着眼，体察古人日用常行之实际。对于完整理解中国历史，这一视角不可或缺。[2]

思想史：历史观念、正统论与儒家史学

研究意义:

思想史关注历史上人们的观念世界，包括哲学、政治思想、史学理念以及这些思想与现实政治社会的互动。在中国古代，统治者和知识精英高度重视以思想构筑正统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统”与“政统”并重传统。理解古代历史，不能仅看制度和社会，还需探讨人们如何认识历史、赋予历史以意义。例如，历代史家编撰史书，不仅在记录事实，更在传递价值判断：谁是“正统”王朝？兴亡成败的道德评价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涉及中国史学特有的正统论观念。正统论简单说就是在历史编纂中判定何者为正统政权、按何种规则纪年书史，它体现出一种超越具体朝代的价值立场，对历史上的帝王功过进行道义评判。从《春秋公羊传》提出“大一统”观念起，正统论就成为中国文明的“元叙事”，承载着基本的文化价值和文明自我意识。清代大学者饶宗颐在其名著《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中总结，正统论之精义在于“据德以衡史”，以道德立场评判历史盛衰荣辱。可见，思想史的研究能让我们明了中国史家书写历史时内在的价值框架与哲学理念。[3]

思想史还涵盖更广泛的领域，如儒法诸子等思想流派在历史中的演变、知识分子的历史观、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思想的互动等等。例如儒家作为中国历代主流意识形态，其政治思想（名教、仁政、礼治）如何影响制度设计和政策？又如何因应历朝现实进行调整？这些都是思想史的重要课题。再如每当改朝换代之际，史家如何在前朝正统与新朝合法性之间作理论安排（所谓“承统”问题），其中蕴含的历史哲学值得深究。思想与政治的互动是思想史的核心命题：思想既为政治提供合法性资源，也会被政治所利用或压制。例如董仲舒的新儒学在汉武帝时被纳入治国体系，成为统治正统思想；又如宋代大儒们编修《资治通鉴》，其褒贬标准直接服务于君臣规诫。研究这些现象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历史上观念对行动的影响，以及反过来现实如何塑造观念。

方法特点:

思想史研究需要文本细读与语境分析并重。一方面要研读思想家原著、官方文告、史传论赞等文本，准确把握概念、论点；另一方面要将思想放回历史语境，了解思想产生的背景、针对的问题和受众。与传统的哲学史不同，史学领域的思想史更强调“观念的历史社会作用”。因此，会借助社会史、政治史的信息来阐释思想。例如，研究正统观念，就不能只研读儒家经典对于正统的论述，还要考察特定朝代为什么强调正统：如宋代学者对“大一统”与“正朔”的讨论，是因五代纷争后宋朝急于确立自己对天下的文化道统。又如明清之际遗民崇尚前朝正统，把清朝视为夷狄，这种思想背后既有理学忠义观念影响，也和民族认同、政治抵抗相关。[3]

儒家史学一直以道德评判和鉴古知今为使命。在撰史实践中，这体现在史家通过选择和评点来传递褒贬。如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在每段历史后加“通鉴论”，或评优劣，皆寓含儒家政治伦理。儒家史学的这一特征也影响文学，甚至渗透通俗历史小说的价值取向。研究者需要具备诠释性的眼光，揭示史著背后隐含的价值判断。例如“春秋笔法”就是典型，用词细微差别表达史家的态度。所以思想史研究者常常如剥茧抽丝，从字里行间读出深意。这也需要参考同时代其他文献和思想资源，方能确定隐含意涵。[4]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学界对中国传统历史认知本身产生反思。例如，一些学者将西方叙事理论引入中国史学观念研究，探讨历史叙事作为一种文学性的构造如何影响史实呈现。海登·怀特等提出的叙事主义史学认为，历史书写和文学一样是一种修辞结构，史家在编织故事时不可避免地带入主观模式。这种理论提醒我们，对传统史书不应全盘视作客观记录，其中的叙事结构和修辞隐喻也值得解析。同样，在思想史中，需意识到历史观本身也有历史：古人如何想象时间、朝代循环、天命与人事，这些观念本身在演变。近代梁启超批判旧史学迷信正统论，把之斥为服务专制者的“思想迷信”，这正是中国人自我反思历史观念的一例。可见思想史研究往往与史学理论紧密相连，既要考察传统，也要结合现代史学观念来检讨之。[3][5]

案例举要：

正统论的历史演变：周秦之际，人们以血缘和天命解释正统，董仲舒在西汉把先秦思想融会，构建“大一统”学说，将王朝正统性上升到宇宙秩序高度。此后历代论正统皆以儒家纲常为依归。梁启超在1900s提出新史学时，第一个矛头就指向正统观念，认为它不过是历代统治者自我合法化的思想工具，批评传统史学迷信成败论英雄。他的批判反映了晚清知识界受民主共和思想影响，对传统史观的反思。再如民国史家朱希祖、范文澜等在新的时代环境下，也重新评估历代正统说，弱化道德评判而强调社会经济因素。这个过程说明历史观念随着时代变迁：正统论在帝制时代是核心，到了现代则被解构、改造。[3]

•儒家政治思想与制度互动：近年有人提出“制度儒学”概念，专门研究儒家思想与政治制度的双向作用。北京大学干春松教授阐明，“制度儒学”即考察儒学如何通过制度化嵌入日常秩序，以及政治制度如何儒家化。例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儒家德治理念纳入制度（察举制荐贤、设立太学以儒经取士）；唐代开科取士表面科举制度，实质上也是儒家平等观念对政治的渗透。反过来，制度在实践中也会倒逼儒家思想调整，如宋代以文臣治国，理学得以发展出适应君主集权的新纲常。这种互动表明儒家思想并非空谈，而是真实影响历史过程。通过思想与制度结合研究，可更全面理解中国政治文化。例如康有为在清末推行孔教立国的设想、民国初年废除读经的争论，都是思想与政治搏动的典型场景。[6]

•史学观念的转折：历史叙事理论上，传统中国史学一直强调史为现实政治服务（鉴于治道）。然而20世纪以来随着西学传入，这一观念也发生变化。像陈寅恪这样的史家，虽然学贯中西，但仍坚持史学研究需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屈从政治教条。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序言中表明史学应超越个人偏见，保持客观公正的“纯真精神”。这实际上是传统良史精神与现代学术规范的融合。再后来，“史学为学术之史学”，不再直接服务政治，而追求对历史本身规律的探索，成为新时期史学理念。可以说，每一代史家心中的历史观念都是由思想史脉络所塑造的，研究这些观念变迁也是历史学自身发展的反思。

学习建议：

思想史入门需从经典读起，如先秦诸子、董仲舒、朱熹、黄宗羲等代表性思想的原文（可选读带白话注释的选集）。同时参考权威的思想史著作，例如葛兆光的两卷本《中国思想史》，全面梳理了先秦至明清思想的发展脉络，适合作为纲要。关于史学思想，可读钱穆《中国史学一概》、孟森《心史丛刊》等前贤作品，了解传统史家对史学功能与价值的认识。当聚焦具体专题，如正统论、礼法之争、儒释道三教关系等，则可查阅相应论文和专著（饶宗颐书、近年关于“大一统”讨论等）。思想史的学习必须多做笔记和提纲，因为观念抽象，须理清概念演变和逻辑联系。建议尝试写小论文，如讨论一个朝代史家的历史哲学，把相关语句引用来分析其观点。这将训练你的诠释和论辩能力。此外，关心学术前沿动态也很重要，比如全球史视角如何反思中国思想传统，环境伦理在古代思想中的体现等。这些新问题可通过学术期刊和论坛了解，拓宽我们对思想史的认识。

第四章 出土文献与史料革命：甲骨、简帛、敦煌文书的应用

（一）背景意义

20世纪以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史料宝库，带来了所谓“史料的革命”。以甲骨文、青铜器铭文、战国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代表的出土文献纷纷面世，许多属于未经后人篡改的原始记录，对传统文献形成有力补充。这些新材料的涌现，使历史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出土文献提供了过去文献阙如或失真的时代的第一手资料，如殷商甲骨卜辞直接证实商代王朝的存在与占卜活动，战国秦汉简牍展现了法律、日常公文和民间信札的细节，敦煌藏经洞文书保留了唐宋间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宗教生活的真貌。这些发现常常改写历史：例如，曾国考古材料刷新了我们对西周分封体系的认识，清华简竹书中《尚书》佚篇改变了今本《尚书》文本史的理解。另一方面，面对浩瀚的新材料，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也需调整：读懂这些古文字、解读残破简帛，需要训练有素的古文字学和文献学知识；而将零散出土文献纳入宏大历史叙事，考验研究者的综合能力。因此，学习掌握出土资料及其研究方法，已经成为当代史学者的基本要求之一。[7]

（二）主要类型及研究应用

•甲骨文与青铜铭文：

殷墟甲骨的发现（1899年）拉开中国考古学序幕。甲骨文记录商代王室占卜活动，包含政治、军事、农事、祭祀诸多信息，为商代历史提供了原始而鲜活的资料。经过一个多世纪整理，甲骨文分类、断代的体系已建立，为殷商史研究奠定基础。例如，通过甲骨文，明确了商王谱系、商代地理范围，并了解到商人信仰、战争频度等。青铜器铭文则是西周春秋史的宝库，各国青铜铭文的持续发现深化了对周代国家结构和礼制的认识。如1970年代出土的何尊铭文，出现“宅兹中国”字样，为西周初年成王东迁提供了直接证据。研究这些金文需要古文字学训练，但其历史价值巨大：铭文往往刻有事件时间、人物、封赐关系等，是编年史料的重要补充。[8][9]

•简帛文献：

指战国秦汉到魏晋时期写在竹简、木牍、帛书上的文献，包括典籍、公文、书信、帐簿等。近几十年此类发现井喷式出现[8]。如湖南马王堆出土帛书（《老子》《周易》等），湖北睡虎地秦简（秦律、日书）、张家山汉简（汉律《二年律令》）、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简、清华简等等。这些资料填补了传世文献空白并校正了不少谬误。举例来说，《睡虎地秦律》让我们第一次全面了解秦朝法律体系细节，《张家山汉简》中的《算数书》展示了汉代数学成就和日常应用。简牍的研究需要识读古文字并面对佚籍残篇的考释难题，但正如学者所言，新材料的发现往往带动整个学科快速发展，催生新的分支领域。比如敦煌学、简帛学正是在大批材料出土后形成专门学问。对于历史断代研究来说，简帛提供了更接近当时实际语言与社会的资料。它们未经过后世儒生整理，因而能反映古人原初思想语言，对研究语言、制度、思想史都很重要。一些竹简还保存了失传古书，如郭店楚简中发现早期儒道佚籍，颠覆了我们对先秦思想版图的认识。[7]

•敦煌吐鲁番文书：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于1900年被发现，藏有4-11世纪大量写本文献，包括经卷、官私书信、契约账簿、文学作品等。另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高昌等地，也发现许多汉文、龟兹文、吐蕃文文书。这批资料打开了中古社会的窗口：唐宋时期西北边疆地区的行政运作、宗教生活、日常经济在此跃然纸上。例如敦煌出土的户籍、租券、地契，让我们了解普通农户的地亩负担和土地交易详情；僧寺文书揭示寺院经济在地方社会的作用；变文、俗讲等文献为文学和宗教传播史提供了珍贵素材。敦煌学因此兴起，成为国际显学。对于治隋唐五代史者，敦煌吐鲁番文书几乎是不可不研的第一手材料。此外，吐鲁番出土的晋唐墓葬残纸还意外保存了一些典籍残卷，如晋代《史记》抄本，校勘价值极高。总之，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出现使传统有唐一代不再只有正史笔下的盛世图景，还看到基层官员往来的公文、老百姓的日常账簿。学者冯家昇、郑炳林等利用这些资料对唐代社会经济做了深入研究，成果丰硕。[10]

（三）方法与训练

掌握出土文献首先需要古文字学和文书学基本功。古文字学方面，要认识篆隶文字形及古异体字，如甲骨文、战国文字、汉代隶书的字形特点；了解不同时期书写材料和书体的演变。古籍版本目录功夫也有帮助，因为出土简帛中不少是传世典籍的早期版本或佚籍，需要比勘传世文献。例如清华简中《尚书》佚篇的研究，就涉及传世今古文《尚书》版本的对校。

其次，保护性阅读和拼合释读是处理出土文献的特殊技巧。文献往往破损残缺，需要根据内容和出土地点对散乱简牍进行拼接组合。学者称之为“简牍綴合”，类似拼图，需很高的耐心和推断力。初学者不必马上亲为，但可阅读这方面的说明，如裘锡圭《古文字学导论》对如何释读残简有讲解。[11]

再次，在将出土文献用于历史论证时，要注意其局限性和代表性。因为许多出土文书是某一时空下的孤证，需谨慎外推。最好结合多份同类资料作比较，或与同时期传世文献相印证（即二重证据法）。如用云梦秦简《为吏之道》分析秦代吏治时，可以对照《史记》中李斯等对吏治的论述，寻找一致或差异之处，避免单凭一份材料下结论。

（四）案例应用

•史前史与夏商周：出土文献（含考古）几乎重新构建了夏商周史。甲骨文和殷墟考古使商代从传说变成信史；周代甲骨、青铜器铭文结合考古遗址，则廓清了西周封国分布和礼制体系。过去“夏代无文字”一度是疑古派据以否定夏朝存在的理由，如今二里头遗址虽未见文字，但厚重的城址和礼器表明一个早期国家确实存在。这样，考古实证与文献互补，让夏商周断代工程成为可能。二重证据法在此发挥巨大作用：考古学的地层断代和文物序列与传世文献的王系年表反复比照，最终建立起可信的年代表。

•秦汉法制与行政：尘封两千年的秦汉法律通过简牍得以重现。例如《睡虎地秦律》《张家山汉律》向我们展示了纸面上的法律规定，而封泥、木牍则记录实际执行细节。二者结合，可以校勘出秦汉法律条文与实践的差异。如秦律规定告发盗贼者奖，但岳麓秦简中呈现了告发奖励制度在基层落实的具体流程。通过这些材料，研究者对秦中央集权如何延伸到县廷、市井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从而验证甚至修正司马迁等历史学家对秦政苛急或宽缓的评价。

•魏晋南北朝社会：这一时期史料匮乏，史书简略，但敦煌和出土墓志补充甚多。比如北朝墓志提供了鲜卑族群汉化的信息，敦煌残卷中有北凉、吐谷浑的文书，填补正史空白。通过综合传世的《魏书》《资治通鉴》与出土文书，学界对河西地区在魏晋时期的社会生态、佛教传播有了新认识。又如晋代陆机《平复帖》等书法名迹的出土，也为研究当时人际交往、书信礼仪提供了素材。

总而言之，出土文献的掌握已经成为史学研究者的基本素养之一。正如学者所言：“选择可靠的版本，避免使用后人改动过的文献。甲骨文、金文、简帛等未经后世改动的资料尤其值得重视”。新材料的不断发现甚至催生新学科，如甲骨学、敦煌学等。对于初学者，不可能通晓所有古文字，但应对出土材料保持关注和学习热情。学习建议： 可以选读一些精彩的研究范例，如裘锡圭、李学勤关于战国简的释读文章，感受如何“起死回生”读懂残字；或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了解敦煌文书的基本情况和研究热点。也可借助数字化资源，如各地博物馆公开的出土文献影像和释文，尝试亲自对照释读一两行，体验其中乐趣与难度。出土文献为中国历史研究打开了一扇窗，也提醒我们历史远未穷尽，未来或有更多新史料问世，每一位治史者都应具备迎接“料”挑战的准备。[7]

第五章 数字史学与新方法：CBDB、CHGIS等工具的应用

进入21世纪，数字技术正深刻影响历史学的研究方式，形成“数字史学”或更广义的“数字人文”的新潮流。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者而言，充分利用数字工具可以极大提高处理史料的效率、开拓新的研究问题。以下介绍几种具代表性的数字资源和方法：

•历史人物传记数据库（CBDB）：

CBDB（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是由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开发的大型关系型人物数据库。目前已收录从7世纪到19世纪约47万中国历史人物及其关系信息。它将传世文献（如历朝传记、方志、科举录）中的人物生卒、官职、交友、师承等资料结构化，研究者可通过查询获得某人或一群人的关系网络、地理分布。CBDB的价值在于支持群体传记和社会网络分析。例如，可以使用CBDB提取宋代进士出身者的数据，然后分析他们的家族背景、地域来源以及相互间的婚姻或师生关系。通过算法，能绘制出一张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图，从中辨识政治派系或学术流派的人际纽带。学者包弼德等运用CBDB和CHGIS，探讨历史上精英群体的地理与社群特征，在《量化历史研究》上发表论文。这种定量方法可以验证传统质性判断，例如佐证唐宋时期士大夫地域性圈子的存在，或量化明清进士的南北籍贯消长。初学者可利用CBDB提供的查询界面或可视化平台，对感兴趣的人物作简单探索，如查询“苏轼”的社交圈，就能列出与他有记录交往的诗人群体，帮助理解宋代文人圈文化。[12][13]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

CHGIS是一个数字地图数据库，记录了公元前221年至公元1911年间中国行政区划的演变。该项目将历代郡县州府的位置、名称变迁数据化，用户可选择任一年代查看当时的行政区划地图，并进行空间分析。对历史研究而言，CHGIS的意义在于提供时空坐标：很多历史现象需要在地图上观察其地理扩散或区域差异。借助CHGIS，可以方便地将史料中的地点映射到经纬度，绘制出动态地图。如研究太平天国起义传播，可以用CHGIS标出重要战役和政权辖区随时间的变化。又如透过GIS分析，将发现唐代科举进士的籍贯分布与当时交通路网有相关性，反映出地理因素对人才流动的影响。CHGIS也适用于更早时期，比如秦汉郡县数据有助于量化秦帝国统治密度、计算平均辖区面积等，从而讨论秦朝有效统治的极限。近年一些论文利用GIS进行历史城市分布、人口密度重建、水利网络等分析，显示出GIS技术对历史地理研究的巨大推动。对初学者而言，可通过Harvard WorldMap等平台访问CHGIS数据，在地图上叠加历史事件或人物活动地点，直观理解历史过程的空间维度。[14][15]

•谱系与社群分析：

除了CBDB，历史研究中还有其他谱系数据库和分析工具。例如，“中国家谱数据库”收集了大批明清家谱数据，提供族群迁徙、婚姻圈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软件（如Gephi、Pajek）可与CBDB等数据结合，计算历史社群的网络特征指标（例如中心度，用于发现社交网络的中心人物）。近年来，国内一些团队将量化分析方法引入社会经济史，如人口史使用统计软件分析历代人口数据、经济史研究运用计量模型评估历史市场整合程度。这些都属于数字人文谱系中的量化史学，伴随大数据与计算技术复兴而重新获得学界重视。一个有趣的发展是知识图谱应用于历史：通过文本挖掘和语义技术，将历史事件、人物、地点等构建成知识网络供检索和推理。譬如，清史研究者尝试构建清朝官员履历数据集并可视化成关系图谱，方便发现权力集团和派系演变。[16][17]

•文本挖掘与智能检索：

数字时代最基础的变化是大量古籍实现电子化，检索史料变得前所未有的快捷。然而需要注意电子文本的可靠性，许多网上文本未经严格校勘，必须辅以权威版本校对。更先进的做法是使用全文数据库和文本分析工具，如通过汉籍全文数据库检索特定词语出现频率来衡量观念演变；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帝王诏诰进行词频和主题分析，看看不同时期关注的政策领域。数字人文提供的一些工具（如中研院开发的DocuSky）允许研究者自行上传文本，进行分词、标注和分析。这种计算手段能处理海量文本，发现人工阅读难以察觉的模式。但研究者也要防范其局限：过度依赖关键词检索会让人忽视文本语境，需要结合传统研读功夫。因此，最理想的是将数字技术当作辅助手段，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坚持史学严谨态度。[7]

应用实例：

数字史学方法已开始在中国古代史诸领域显现成果。例如，包弼德和王国斌等学者通过CBDB数据，研究宋代士大夫的社交网络，证实地域相邻和同年登科对于形成政治同盟的重要性，进而探讨宋朝党争的一种量化解释。再如，有学者利用CHGIS和气象数据，绘制清代黄河水灾频率地图，与人口分布图叠加，分析灾害对移民流动的影响。还有团队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分析《二十四史》中官职名称的变化，量化明清官僚体系的扩张。这样创新的方法使得一些传统问题能够从全局量化视角重新审视。当然，数字史学并非要取代传统治史，而是提供新的可能性。例如，一篇论文以GIS技术三维模拟了明清北京的水系变迁，结合文献记载解释城市环境变迁与社会的互动；又如借助知识图谱，学者能够迅速查询到某一人物在不同时代典籍中的形象演变。这些都拓宽了研究者提出问题和验证假说的手段。[15]

学习建议：

初学数字史学，可以先从掌握基本工具开始。建议尝试使用CBDB网站的简易查询功能，输入几个熟悉的历史人物，查看结果输出的关系表，熟悉数据结构。然后，可浏览CHGIS项目提供的演示或下载一些开放数据，尝试在Google Earth上加载看看。如果有一定编程或统计基础，不妨学习用Python的简单代码读取历史数据（许多教学资源可参考）。对于零基础者，《数字人文导论》《数字史学指南》等入门读物可以帮助了解概念和案例。需要注意的是，数字工具很多，各有适用范围，不必贪多而实效不彰。可根据自己研究方向选择：如做社会文化史，可主攻CBDB、知识图谱；做经济史可学习量化分析和数据可视化等。最后，务必牢记数字史学的初心是为历史问题服务，技术是手段不是目的。只有在扎实史学功底之上，技术才能发挥增益作用，切忌本末倒置。[18]

第六章 跨学科前沿：全球史观、环境史与叙事理论

当今历史研究的一个趋势是不断引入新的视角与理论，以扩大学术前沿的边界。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同样出现了跨学科、全球比较和理论反思等新动向。这些前沿方法有助于初学者跳出中国自身的小循环，把目光放得更宏大，从而获得更全面深入的理解。

全球史视角：在世界框架中理解中国

含义与价值： 全球史（Global History）并非传统的世界史罗列各国事件，而是一种强调各地区相互联系、互动比较的视角[19]。对于中国史来说，引入全球视野意味着不仅研究中国内部发展逻辑，还关注中国与周边乃至更遥远世界的联动，将中国经验置于全球文明的坐标中去考察。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就提倡“要理解中国，还要把它放在世界的背景里”。这一主张源于认识到：中国历史从来不是孤立孤岛，诸多关键节点都有跨区域因素。例如，唐代的繁盛与丝绸之路贸易、外来宗教进入密不可分；明清之际中国经济受到全球白银流动的深刻影响，没有美洲白银涌入，中国的货币经济和财政状况会截然不同；再如鸦片战争、中国被纳入近代世界体系，更是典型的全球史事件。全球视角带来的收益在于：它打破中西二元或“东方落后、西方先进”的简单框架，改用网络互动的图景来看历史。在这个图景里，各文明互为他者，彼此影响塑造。对于中国古代，有学者如刘迎胜通过梳理上古至大航海时代中国与亚非欧其他古文明的交流融合，凸显中国并非闭关自守，而是持续参与全球互动。[20][21]

研究实践： 全球史视角要求我们在研究具体问题时，多问一句“其他地区情况如何？他们之间有何联系？”。例如，研究汉唐的边疆治理，可以借鉴罗马帝国与蛮族关系的研究做比较，或关注汉唐对外关系中哪些元素是双向的（如丝路贸易中物产、技术、宗教的双向传播）。又如对宋代的商业革命，不仅考察国内经济，还结合同时代印度洋贸易兴起、阿拉伯商人网络等因素，解释为何宋朝出现“海上中国”。近年“丝绸之路”“全球中世纪”等主题即是将中国史纳入更广范围讨论的尝试。全球史还有一方法是连接史（Connected History），强调分析跨区域互动的具体通道和代理人，比如通过研究唐代中外交通使节，探讨文化交流如何发生。清史领域兴起的“新清史”也有全球史取向，强调满清帝国是早期现代世界诸帝国之一，其兴衰应放在欧亚大陆征服王朝潮流中理解。整体而言，全球史鼓励学者超越以往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叙事，从跨国视角重新诠释历史事件。例如明清之际的全球贸易与中国：郑和下西洋作为中国主导的海洋探索，与欧洲航海相比缘何中止？16世纪以后中国白银经济的繁荣与西班牙美洲开采如何互动？这些问题把中国史与世界史交织在一起求解。

对初学者的意义： 全球史培养我们一种“大历史”意识。它提醒读者中国并非永远居于世界舞台中央，也非始终闭锁边缘，而是角色不断变化：有时是发达中心，引领周边；有时成为更大体系的一部分，受外力冲击。认清这一点有助于克服两种偏见：一是“华夏中心论”的自满，二是“全盘西化论”的自卑。全球视角下，每个文明都有其独特贡献与局限，需要彼此对照方见真章。对研究具体课题，它提供了新问题意识：例如，从中国看鸦片贸易是民族屈辱，但全球视角下也可问英国工业化为何需东方市场、印度生产的鸦片是如何经殖民体系输送等等。这样理解，更加立体丰满。

学习建议： 初步接触全球史，可阅读一些具全球眼光的著作。如英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发展道路，提出18世纪以前中国并不落后，工业革命的发生有地理资源等偶然因素。这本书用全球比较颠覆了旧有“欧洲中心论”。葛兆光主编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是中国学者尝试用全球视角讲述世界历史的最新成果，也值得参考。对于古代全球交流，可看谢和耐《印度洋中国》，讲中国与海上世界的联系。重要的是培养比较意识：当学到某一中国历史现象时，问问在世界其他文明有没有相似或对比之物。例如中国的科举与欧洲文官考试、中国的宗族与欧洲的氏族部落等等。试着作一些简单对比，可以拓宽思路。当然，进行深度比较需非常熟悉两边史料，这对初学者较难，但可以通过阅读现成的比较研究论文来学习方法。全球史的另一个层面是关注全球问题的历史，如气候变化、疾病传播等。比如将气候变迁（小冰期）作为17世纪明清易代和世界各地战乱的共同背景，是环境全球史的视角。可见全球史也与环境史等前沿相衔接。

环境史：生态与气候在历史中的作用

概念与意义：

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研究人类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历史，关注气候、地理、生物等自然因素如何影响历史发展，以及人类活动又如何改变环境。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文明占主导的悠久社会中，环境因素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河流改道可能断送一个王朝，气候波动可以引发大规模饥荒和人口迁徙，长期的农耕活动塑造了中国的田园景观与生态系统。过去传统史书往往把灾异视作天命或道德象征，而现代环境史则以科学眼光研究其实际影响和规律。例如明清之际中国卷入全球“小冰期”，气温降低导致北方农产锐减、饥民流徙，这被一些学者视为明末清初社会危机的背景之一。又如黄河水患自古以来困扰华北，历代治河工程和政策演变，从环境史角度能看到技术、财政、社会协同等方面的问题。环境史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超越朝代的长时段视角，将“人”与“自然”统一在历史叙事中。它提醒我们历史进程并非完全由人类意志塑造，自然条件时时刻刻在设限与塑形。例如华南地区湿热，多瘴疠，使得古代中原王朝对岭南经营艰难，客观上延缓了唐以前的国家扩张。这些环境限制往往被传统政治军事叙事忽略，而环境史把它们还原，令解释更充实全面。[22]

研究内容：

中国环境史涉及多个主题：气候变迁史、水文史、土地利用史、动植物（比如农业作物、害虫疫情）、环境思想与政策史等等。举例来说，黄河史是一大领域，从河道变迁、历朝治河工程、决口改道对社会经济的冲击等都有深入研究。李约瑟、侯杨方等对中国水利史的讨论揭示了古代国家权力与水管理的关系（所谓“治水国家”理论）。再如森林植被与土地垦殖史，有学者统计明清时期长江流域森林覆盖率的下降，说明人口增长和农垦如何导致生态环境改变，一定程度促成水灾更频等恶果。还有疫病环境史，如鼠疫在明末清初几次大流行，直接影响人口和社会结构。通过科学研究（病原学、墓葬DNA）与史料记载结合，现在对一些古代瘟疫的病因已有更清晰认识，这也属于环境史与医学史交叉的范畴。总之，环境史强调将“自然”视为能动参与历史的角色，而非被动背景。[2][22]

方法特点：

环境史往往采用跨学科方法，与气候学、地理学、生态学等合作。定量数据和科学测量在这个领域很重要。例如利用树木年轮、冰芯来重建历史气候序列；通过考古发现分析古代作物种类变化；从地名和地貌推断历史时期的湖泊、森林分布变化。国内一些地理学者如邹逸麟等致力于古气候、古环境数据与历史事件的关联研究。环境史研究中也常用GIS来空间分析灾害与人口、资源分布的关系。同样，利用朝代史料（如地方志中的灾异记录）统计灾害发生频率，也是基本方法。需要小心理解的是环境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不能简单归因。例如明末农民起义是否由小冰期饥荒直接引发？环境史能指出饥荒存在，但社会矛盾积累、政治应对不力也是关键，否则同样天气为何有的时期未致乱？因此环境史通常与社会经济史结合，做综合分析。一些学者倡导“气候-社会双轨模型”，即气候变迁提供压力，但最终影响由社会脆弱性和应对力决定。这种观点使研究更辩证。[22]

应用实例：

案例1：清代人口与环境负荷。

清代人口从1700年约1.5亿激增到19世纪中叶4亿，被认为是农耕社会的极限增长。一些环境史学者（如Mark Elvin）提出清代中国已逼近“高水平平衡陷阱”，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表现之一是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泥沙淤积严重，洪灾频繁，如黄河在19世纪中叶改道酿成大灾。通过分析清代地方志关于荒政、灾害的记载，发现18世纪后期灾荒发生率上升，而官府赈济平均覆盖率下降，说明生态压力和人口压力已超出治理能力范围。这为理解太平天国前夕农村困境提供了环境上的解释。当然也有不同看法认为技术改良缓解了一部分压力，但无论如何，环境史增加了认识清代盛衰的一个维度。

案例2：古代都城的环境挑战。 中国古代都有“大城”如长安、洛阳、开封、杭州、北京等。环境史研究城市，关注水源供应、城市卫生、能源（柴火）供给等问题。比如北宋开封人口上百万，维持如此规模城池需要庞大的水利和粮食供给系统。史料记载宋朝官员非常重视黄河和运河对汴梁的水运保障。南宋临安则面临饮用水不足、环境潮湿引发疫病等难题。通过考古发掘和古地图，我们知道临安挖了很多水井、修筑了排水渠，可惜效果有限，史载南宋时夏秋季疫病时有流行。这样的研究展示了环境对都城兴衰的制约：元大都和明清北京选址注重水源，多挖湖储水，乃是吸取前代城市环境教训的结果。这种历史经验对现代城市规划也有镜鉴意义。

学习建议： 环境史跨学科较强，初学时可适当补充科学背景知识，例如了解中国季风气候特点、主要河流水系、植被土壤区划等地理常识。阅读方面，可参考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马克·艾尔维尔《中国环境的衰落》等经典论文，以及多卷本《中国环境史》综述性著作。也可以看一些专题书，如郑杨《黄河史》、Perdue的《从地图看中国环境史》（假设有译本）等。重要的是尝试将环境因素纳入自己的历史思考。举例来说，当读到某朝战争频仍，不妨问问：当时是不是遭遇了严重干旱饥荒？当学习某地经济繁荣，考虑一下其自然条件（土地肥沃、气候适宜）是否为因素之一。这种习惯有助于形成环境敏感度。当然，要避免陷入“环境决定论”。人类的文化、制度、政策能大大改变环境影响。环境史最终是希望实现自然科学与人文的对话，让我们对历史有更综合的理解。[23]

历史叙事理论：对史学书写的反思

内涵与兴起： 历史叙事理论是对历史书写方式本身的研究，探讨历史著作的叙事结构、文体特征、隐含价值等。20世纪后半期，西方史学出现“叙事学转向”，以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提出，历史书写和文学创作一样，都属于对事实的“讲故事”。他们强调历史文本有叙事修辞，不是纯客观再现。这一理论冲击了传统兰克式史学“如实直书”的信念，认为史家在选择、编排材料时，不可避免地构造出某种情节模式（比如悲剧、喜剧），赋予历史意义和道德判断。这样的想法在中国学界也引起关注和讨论。一些史学者开始反思：中国传统史书也是叙事性很强的作品，“春秋笔法”“史传评论”等实际上都体现史家主观。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史学的文学性与真实性？叙事理论鼓励史家具有自我反省意识，在撰写历史时意识到自己也是叙事者。对于读者来说，学习叙事理论有助于提高对史书的解读水平，不仅关注写了什么，更关注怎么写的。[5]

主要观点： 叙事主义史学认为，历史研究并非单纯收集事实，更要重视讲故事的方式。海登·怀特提出史著往往有隐含的情节结构，比如将历史描绘成一出悲剧或一段进步旅程，不同史家选取不同的“情节原型”来组织材料。同时，他们运用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段给读者传达情感和判断。以《史记》为例，司马迁写项羽本纪，在结尾慨叹“百战百胜，非武勇也；一朝失势，英雄末路”，渲染了悲剧英雄的形象。这显然是一种叙事塑造。又如近代梁启超写《李鸿章传》，将之比作“大时代之缩影”，整个叙事结构倾向于为晚清改革辩护。意识到这些叙事策略，我们读史时就不会把史书当作全然透明的载体，而会分析作者用哪些视点和口吻讲述历史。另外，叙事理论还关心历史时间观。比如传统叙事多线性编年，而现代史学引入倒叙、横向专题等手法。如果只采用线性叙事可能隐含进步主义倾向，认为历史自然演进；而打破线性可以呈现同时代不同进程并存。中国古代史书大多编年或纪传体，但也有例外，如清末谭嗣同尝试写《仁学》以哲理贯穿史事，算是一种不同叙事模式的探索。[5][24]

对史学的影响：

叙事理论带来一个重大启示：历史著作是史学家与读者交流的产物，其中的意义不只是事实本身，更在于讲述方式赋予的意义。因此，当我们自己写历史文章时，要自觉地设计叙事结构，使之既服务于论证又有感染力。同时，对前人史书可以做“叙事批评”，揭示其潜在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例如明清之际很多野史笔记采用志怪传闻的叙事手法，其实是在儒家正统史之外表达民间的声音和情绪。这种认识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史学不再只关注事件本身，也关注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的变迁。近年来，国内出现一些对官方正史、地方志甚至章回小说中的历史叙述比较的研究，从中看出不同时期官方与民间的叙事差异，进而理解历史意识的演进。此外，叙事理论提醒史学和文学有深厚渊源，中国的史传文学传统早就体现了二者的交融。汉代司马迁、唐代刘知几都曾讨论史才和文才的关系。现代学者如白寿彝提出“历史散文美学”，认为优秀史著需要文学表现力。这与叙事理论倡导在历史撰述中注重叙事技巧的理念不谋而合。[25]

应用示例：

对司马迁《史记》的叙事分析发现，其人物传记通常以一个关键事件贯穿，营造戏剧张力，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围绕完璧归赵和将相和解展开，情节曲折。这表明史迁有意讲求故事性而非平铺直叙。其用意可能是为了吸引阅读，也为了突出主题（君臣应识大体等）。这和纯编年史相比，是更文学化的叙事方式。

清代乾隆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历代史学和文集做评论，其措辞精到但也带有满清意识形态。通过分析这些评论的语调和选材取舍，可以看出乾隆朝官方想塑造的文化正统观。例如对反清言论的著作一律贬抑，这种编纂叙事反映了权力的介入。

当代，纪实性历史作品如许倬云、史景迁等写给大众的中国史，采用很多文学笔法（场景再现、心理刻画）。从叙事角度看，这些属于不同的写史范式，与学院派学术史著的干练风格形成对比。研究此差异，有助于理解历史书写如何面向不同读者调整叙事策略。

学习建议：

对叙事理论感兴趣的读者，可先阅读海登·怀特《元史学》（Metahistory）等节选，了解其主要观点。中文方面，王晓秋等译介的叙事主义史学论文集可以参考。同时，不妨亲自挑选一段历史文本（最好与自己熟悉的事件有关），试着分析其叙事特点：是线性还是非线性？有没有明显价值判断词语？作者角色是否隐身还是直接评价？这种练习培养“带着批评眼光”读史的能力。对于学术研究者而言，掌握叙事分析也有助于写作，比如安排论文结构时注意铺陈与高潮、章节之间逻辑过渡、如何引述史料使故事连贯等。这些技巧能使历史写作既科学又生动。

总之，叙事理论并非否定历史学的真实性追求，而是增加了一层自我审视。它让史学更具人文关怀，意识到我们也是故事讲述者，需要对话读者和时代。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引入叙事反思，可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传统史书和现代论著的写作手法，丰富对史学本质的认识。

以上内容讨论了多种跨学科和前沿方法，包括全球史、环境史、叙事理论，以及此前章节的制度、社会、思想、出土文献、数字工具。这些视角彼此并不孤立，反而常常综合运用于具体研究中。举例来说，研究清代西北移民史，可以运用全球史看新疆并入的世界背景，环境史看气候压力下的人口流动，数字史学用GIS绘图展示移民路径，叙事理论分析官方档案如何描述移民。可见，真正高水平的研究往往是多种方法融汇的结果。对初学者来说，一开始不必精通所有，但应当心怀开放，对新理论新工具保持好奇和学习意愿。这将使您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风格与问题意识。

第七章 推荐书目与读书路线

最后，作者将按照不同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学习者提供分门别类的书目推荐。每一类别的书目均注明推荐理由及适用学习阶段，以便读者依据自身需求选择阅读。相较原书单，我们扩充了专题史、出土文献、数字史学等方面的内容，并对部分著作进行归类整理。请注意： 这些书目并非要求面面俱到，读者可根据兴趣和阶段有侧重地取阅。此外，阅读过程中宜配合笔记和思考，切忌囫囵吞枣，才能充分吸收书中营养。

一、史学方法论与基础训练类

•《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著）

现代史学方法奠基之作，通俗易懂地阐述怎样研究中国历史。 本书是梁启超1920年代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讲义，系统介绍了史料分类、治史步骤和辨伪存真的原则，对于初学者建立科学的史学观念极具启发性[20]。适合入门阶段精读，从中领会近代新史学的基本精神。

•《史学方法论》（杜维运著）

全面论述中西史学研究法的经典著作，培养规范的学术写作与考证能力。

杜维运教授总结古今中外的史学方法，详尽讲解引证注释规范、如何撰写传记、如何超越主观偏见保持客观等。尤其中译本第三篇着重史学理论和史家素养讨论，对提高研究者的史德、史识有帮助。适合基础—中级阶段研读，可作为方法论指南长期参考。

•《史学概论》（钱穆著）

由著名史学家对史学本质与任务的阐述，融入了中国传统史学精神。 钱穆先生从中国史学发展史出发，讨论史才、史德、史识等问题，文字浅近而意蕴深远，有助于初学者理解做史的价值与责任。适合入门阶段阅读，为确立正确的治史态度打下基础。

•《中国史学史》（章学诚、梁启超、杜维运等编著，选读篇章）

了解史学发展自身历史的读物，可选读其中关键章节。 推荐章学诚《文史通义》（节选）理解史家“四长”理论背景，及梁启超、刘师培关于史学革命的文字。通过阅读史学史，初学者可以站在前辈肩膀上，汲取史学传统的精华。适用中级阶段，在掌握基本研究方法后进一步提升理论修养。

•《历史学家的技艺》（马克·布洛赫著）

西方史学方法代表作，阐述史学如何提问和验证的思维过程。 虽关注欧洲中世纪史料，但其中关于比较法、成因分析等方法论论述具有普遍意义，也可对照中国情况思考。建议中级阶段阅读，拓宽国际视野，并体会实证与想象结合的史学艺术。

(以上方法论类著作，有助于奠定治史的基本功和正确的研究理念。其中梁启超、钱穆等书较为简明，可先行阅读；杜维运等较系统详尽，可伴随实践反复研读。学史治史，方法为先，这些读物将在整个研习过程中反复发挥作用。)

二、通史与断代史读物

•《国史大纲》（钱穆著）

中国通史的经典著作，帮助建立宏观历史框架。 钱穆以生动流畅的文笔叙述自上古至清代历史，逻辑清晰，尤擅提炼各朝制度文化之大势，非常适合作为通史入门读本。初学阶段强烈推荐，从中获得朝代兴替的整体认识，为进一步深入打好底子。

•《中国通史》（吕思勉著）

另一部权威通史，学术功底深厚而持论平实。 吕思勉先生详叙政治军事，同时兼顾文化经济，材料丰富可靠。相较钱穆，此书学术色彩更浓，凡例考证精审。可在读过一本通史后，基础阶段作为补充阅读或查考工具，以获取更丰富细节和不同见解。

•《剑桥中国史》系列（费正清等主编，多卷本）

英文权威中国史，多位国际知名学者撰写，各朝代均有专卷。 该系列学术性强，观点新颖，采用大量近代考古和研究成果，对传统说法多有补充修正。例如《剑桥唐代史》《剑桥清代晚期史》等卷在学界评价很高。国内已有中译本。适合中级以上作为参考，有一定基础后阅读，可了解国外学者的视角和最新学术动向。

•（断代史）《秦汉史》（范文澜或翦伯赞等著）

新中国老一辈学者编写的断代史教材，可选择对特定朝代系统了解。例如范文澜的《秦汉史》《隋唐五代史》，翦伯赞的《宋史》（未完成）等。这些著作结构完整，对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均有叙述，融入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社会分析，对经济结构、阶级关系等关注较多。这可帮助读者用新的眼光看断代历史。建议在对通史有概览后，中级阶段按兴趣选读一两部，对相应朝代深入了解。

断代史名家专著：

可根据个人兴趣，研读某朝代权威著作以深耕：

•魏晋南北朝史

推荐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或《秦汉魏晋史探微》，田先生通过精密考证再现门阀士族政治生态，是魏晋史必读经典[1]。

•隋唐史

推荐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宏通考据揭示隋唐制度来源及政治得失，但文字艰深，需要相当功力，适合高级阶段挑战性阅读。

•宋史

推荐邓广铭《宋史》或齐思和《两宋史》，皆为宋代史领域的权威成果，材料翔实见解精到[1]。阅读这些巨著，可学习大师如何处理复杂史料与问题。

•明史

推荐孟森《明史讲义》或吴晗《朱元璋传》，前者框架宏大，后者侧重帝王个案，从中可体会明代政治与社会的特色。

•清史

推荐萧一山《清代通史》或冯尔康《康乾盛世》，前者为民国学者著，融会满汉资料独具洞见；后者为当代成果，专题细分丰富。

(上述名家断代史适用于在完成通史基础上，中级至高级阶段有针对性深入。阅读时宜做详细笔记，并与其他著作相印证，培养综合分析某一时代的能力。)

地方与区域史，可选一本代表性地方史著作，加深对区域多样性的认识。例如：

•《江南城市发展史》（罗志田著）

讲江南市镇从明清到民国的发展，体现区域社会经济特点。

•《中国的早期帝国边疆》（姜伯勤等编）

关于秦汉时期南方、西北等边疆治理的论集。

地方史著作让我们看到不同区域在全国史中的差异与联系。可中级阶段选读一部，提高对中国历史地域多样性的敏感度。

三、专题史与专门研究类

制度史类：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著）

以通俗文字评析秦汉、唐宋、明清等主要制度利弊。此书篇幅短小，却一朝代一讲，点明各代官制、财政、赋役、兵制之成败，帮助初学者抓住制度演变主线。非常适合基础阶段作为制度史的入门读物。

•《中国官制史》（钱穆或岑仲勉等著）

系统梳理历朝官僚机构沿革的参考书。 例如钱穆《中国官制史》（有讲义本）或岑仲勉同名著作，都按朝代详细介绍官制变化和职官职责。可作工具书使用，在研究具体制度问题时查阅对应章节，适合中级阶段配合课题阅读。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梅汝璈等编）

关于法律制度的论文集，探讨传统法制与社会的互动。 其中包括唐律、清代刑科题本等专题，对理解法律背后的社会意义有启发。适合对法制史感兴趣的读者中级阶段选读。

•《宋代官僚政治研究》（阎步克著）

以技术分析见长的制度史佳作。 阎教授阐述了宋代官僚体制的一些深层原理，如三省六部制的权力制衡等，体现用“技术原理”解读制度的新视角。适合高级阶段钻研制度史者阅读，体会现代制度史研究的范式。[1]

社会史类：

•《乡土中国》（费孝通著）

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经典小书，虽为社会学著作但对理解传统社会基础极有帮助。 费孝通以通俗语言阐明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宗法观念、人情运作等，被誉为认识中国基层社会的钥匙。基础阶段推荐每位读者阅读，哪怕不是严格历史著作，却可大大提高对传统社会运行逻辑的感悟。

•《中国社会史》（韩儒林、李侃等著教材）

新中国早期社会史纲要，从社会形态角度对古代社会作宏观描述。 该书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框架讲述社会组织、阶级关系、风俗人情，提供了整体脉络。适合中级阶段作为社会史鸟瞰图使用，与通史结合能弥补政治叙事不足之处。

•《明清社会史论》（刘志伟著）

区域社会史研究佳作，通过华南案例探讨传统社会的运作。 刘志伟以广东为中心考察明清乡村宗族、市场网络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提出颇具影响力的见解。通过该书可学习社会史研究如何下及田野、上通大局。适合中级-高级阶段阅读。

•《儒林外史》的社会图景（可以考虑古典小说，如《儒林外史》《老残游记》）

虽非学术著作，但18-19世纪社会万象的生动写照。 从文学中也能体会科举制度、士林风气、市井百态等社会史素材。建议中级阶段选一部古典小说阅读，当作了解社会生活史的补充。

思想文化史类:

•《中国思想史》（葛兆光著）

当代翔实的中国思想史教科书，两卷涵盖先秦至清代。 葛兆光以现代学术方法梳理儒释道等思想演变及知识谱系，资料完备，分析透彻，是公认的权威。适合中级阶段持续研读，可分章节消化，在学习通史过程中配合相关朝代思想史章节。

•《中国史学史》（钱穆著）

重点推荐其中关于正统观念和史家思想的论述部分。钱穆对历代史学理念有精辟总结，如司马迁、司马光之史学宗旨等，能帮助理解正统论、春秋笔法等概念的源流。适合高级阶段对史学思想有兴趣者选读。[3]

•《正统论：中国文明的一个关键概念》（江湄著，刊于《开放时代》2021年第1期）

近期关于正统论的综论，介绍学界对正统观的新认识。

作者讨论了梁启超、饶宗颐等对正统论的研究，并反思其当代意义[3]。文章简短精要，适合中级阶段辅助理解正统思想。

•《中华文明的内在精神》（张光直著）

中西视角下谈中国文化与历史观念。书中探讨了天人关系、历史循环观等，融汇考古、历史和哲学，激发对传统思想的新思考。适合高级阶段阅读，尤其对思想史理论兴趣浓厚者。

出土文献与考古史料类:

•《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川本芳昭等编）

学习甲骨文、金文、简帛必须的工具书，收录古文字字形与释义。阅读出土文献时常遇生僻字，此字典可快速查询，对初学古文字者帮助很大。建议工具书长期备查。

•《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董作宾著）

甲骨学名著，展示如何根据甲骨文形态断定年代。虽内容专业，但读其绪论和方法部分，可了解甲骨学的研究思路。适合对甲骨感兴趣的读者在高级阶段浏览。[8]

•《简帛文献概论》（李零著）

介绍简牍帛书分类、主要发现和研究概况的入门书。李零先生语言风趣又富学识，带领读者浏览马王堆、郭店、张家山等简帛要地，是了解简帛学的极佳起点。可在中级阶段读，以掌握出土简帛的全貌及其与传世文献的关系。

•《敦煌学十八讲》（荣新江著）

由中国敦煌学权威学者面向大众的导论。 书中系统介绍敦煌遗书的发现、保存现状、分类和重要研究专题，如敦煌社会经济、宗教信仰等，内容深入浅出。适合中级阶段阅读，能快速上手敦煌文献基本知识。

•《汉晋墓田牒研究》（霍松林著）

此书以出土田契牒记分析东汉至晋的土地制度和社会经济，是出土文献用于历史研究的范例。 通过阅读可学到如何把零散墓葬文书整合印证历史课题。适合高级阶段希望实践出土资料分析的读者参考。

数字史学与工具类:

•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网站

网址: Harvard CBDB。该数据库免费开放，建议读者实际访问练习查询。如输入“杜甫”，可获得其社交关系、诗友列表等。通过亲身操作，理解数字工具的威力和局限。[12]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

由哈佛大学主持，可通过其官方网站或相关GIS平台获取。 建议尝试下载一个历史时期的县级地图或利用在线工具查看，如1820年中国行政区划。对熟悉历史地理概念非常有益。[14]

•《量化历史研究》集刊

关注数字量化方法在历史学应用的论文集。 其中2017年增刊有包弼德等关于CBDB和CHGIS结合做社会网络与空间分析的文章[26]。有兴趣的读者可高级阶段查阅，了解数字史学实际论文如何组织论证。

•《数字人文导论》（裴亚莉等译）

一本介绍数字人文领域的入门书，包括数字史学案例。 书中讨论数字化转向、人文数据库、可视化等，对初学者理解数字技术与史学观念的关系很有裨益。适合中级阶段泛读，拓展思路。[18][27]

(以上专题书目按方法领域划分，各位可根据自己的研习侧重有选择地深入。对初学阶段而言，不必一开始涉猎过多专题，可先在方法论和通史断代上下功夫；随后逐步进入制度、社会等专题。出土文献和数字工具等可作为增强技能的方向，根据需要学习。阅读这些著作的过程中，要注意结合前面所学方法：如研读制度史应配合基础方法训练，善用检索考证；学习思想史应留心观念与现实互动，用所学史实印证思想。只有理论与史实并重，才能真正将专题研习化为自己的学问。)

结语

古语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国古代史的学习和研究，既需要博采众长地学习通史与各种专题知识，也需要精研细读地打好语言文字和考据功夫，更需要在此基础上融会贯通、培养批判思维并勇于提出新见。希望通过本系统化进阶指南，读者能够对自身学习之路有清晰规划：从入门门径的一步步练习，到达登堂入室的渐进提升；既掌握传统的史料学、考据学基本功，又不失对学术前沿新方法的关注。在治学态度上，要以严谨诚信为本，尊重史料，尊重前贤成果，同时胸怀问题意识和创新精神。导师式的引领终有止境，唯有读者通过独立思考和实践才能登上更高的台阶。期待诸君经过这一番系统训练，早日培养出属于自己的“史识”，在中国古代史的广袤殿堂中发现新天地。治学之路漫长而乐趣无穷，祝愿各位坚定前行，迈向卓越的史学研究之境。[1][2]

参考文献

[1] 阎步克：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一个可选项：揭示“技术原理”

https://www.rccp.pku.edu.cn/mzyt/100301.htm

[2] 跨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https://www.sinoss.net/uploadfile/2010/1130/8642.pdf

[3] 正统论：中国文明的一个关键概念 - 开放时代杂志社 >> 在线阅览 >> 2021年第1期

https://www.opentimes.cn/html/Abstract/20737.html

[4] 古代“正统观-合法性”三人谈 - 澎湃新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337544

[5] 历史叙事的意义与限度 - 中国社会科学院

http://www.cass.cn/xueshuchengguo/wenzhexuebulishixuebu/202104/t20210413_5325955.shtml

[6] 干春松 | 我的学术路径与《儒家政治哲学大纲》 - 孔子研究院

https://www.kongziyjy.org/nd.jsp?id=3103

[7] 如何推进断代汉语语法史研究|汉语史稿_新浪科技_新浪网

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2020-12-30/doc-iiznctke9246409.shtml

[8] 被看见的“冷门绝学”-清华大学

https://www.tsinghua.edu.cn/info/1182/105108.htm

[9] 王志平. 文字学研究70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

http://ling.cass.cn/keyan/xueshuchengguo/cgtj/202112/t20211209_5380304_2.html

[10] “中国古文书学”的创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者笔谈

http://economy.guoxue.com/?p=8808

[11] 《西北漢簡綴合研究》出版-消息

http://m.bsm.org.cn/?xiaox/9760.html

[12] 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对历史网络的结构化处理

https://www.dhcn.cn/dhjournal/202201/20471.html

[13] 论文推荐| 群体、地理与中国历史：基于CBDB和CHGIS - 知乎专栏

https://zhuanlan.zhihu.com/p/441943328

[14] 地理信息系統(GIS) | 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

https://chinesecbdb.hsites.harvard.edu/%E5%9C%B0%E7%90%86%E8%B3%87%E8%A8%8A%E7%B3%BB%E7%B5%B1

[15] GIS在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的应用 - 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

https://chinesecbdb.hsites.harvard.edu/applications-gis-%C2%A0historical-settlement-geography

[16] 社会经济史量化研究的挑战与机遇 - 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s://cssn.cn/dkzgxp/zgxp_zgshkxpj/2021nd2q_131897/202208/t20220822_5480063.shtml

[17] [PDF] 中国常见神话人物起源母题数据集 - SciEngine

https://www.sciengine.com/doi/pdf/305DCF1BA68C4B8482F0CCD16DFAB95E

[18] 数字人文导论- 图书- 豆瓣

https://m.douban.com/book/subject/36174754/

[19] 从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探寻中国史和世界史的融通 - 光明网

https://news.gmw.cn/2021-07/26/content_35023330.htm

[20] 媒体之声|《南方周末》葛兆光谈全球史：要理解中国，还要把它放在世界的背景里-复旦文史研究院

https://iahs.fudan.edu.cn/info/1010/6123.htm

[21] 付佳：把中国文化推向全球视角——读《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

http://jds.cssn.cn/newzxdt/202101/t20210128_5302865.shtml

[22] [PDF] 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和新世界史的构建

https://repository.dl.itc.u-tokyo.ac.jp/record/26887/files/ioc161006.pdf

[22] 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 - 国家气候中心

https://www.ncc-cma.net/channel/news/newsid/627

[23] Natural environments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 中國古代思想中的自然环境

https://sinology.nccu.edu.tw/videos/natural-environments-in-early-chinese-thought-%E4%B8%AD%E5%9C%8B%E5%8F%A4%E4%BB%A3%E6%80%9D%E6%83%B3%E4%B8%AD%E7%9A%84%E8%87%AA%E7%84%B6%E7%92%B0%E5%A2%83/

[24] 史学叙事研究与中国自主的叙事理论体系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4/0205/c40531-40173264.html

[25] 史学视角下“narrative”与“叙事”概念比较刍议

https://bnuhh.bnu.edu.cn/sxll/22c7043e85f0493d9903ade6e3a8324b.html

[26] 群体、地理与中国历史:基于CBDB和CHGIS – 中国数字人文 | 数字人文门户网站 | DHCN | DHLIB

https://achieve.dhcn.cn/en/site/works/papers/type/network/1028.html

[27] [PDF] 数字技术与史学观念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

http://hprc.cssn.cn/gsyj/xkjs/gsyjff/201709/P020180416404191949480.pdf